日本是中国的邻邦，无论喜欢与否，这个邻居就在家门口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我们无法选择。了解一点关于这位邻居的故事，有助于我们把握周遭的环境，更好地面对未来。其次，在古代历史上，中国长期影响日本的发展，很多时候，中国历史的汪洋大海中掀起一重波浪，扩展出去，会对日本文明产生重大影响。这意味着，日本的历史也是一面镜子，可以帮助我们换个角度观察自己的过去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在近现代历史上，日本曾快速发展，但也一度对东亚犯下罪行，中国深受其害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了解日本历史是必要的，既为了总结进步的方法，也为了避免苦难的重现。
正因为这些，中国人一直都比较重视了解日本历史，走入任何一家综合性书店，总会看到不少日本史读物。
今天为你介绍的这套“日本的历史”，是日本讲谈社为庆祝建社100年而策划的献礼之作。“讲谈社”是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出版品牌之一，此前，讲谈社出品的“中国的历史”系列丛书、“兴亡的世界史”系列丛书，不仅在日本国内，也在中国国内掀起热潮。了解了日本人如何看中国、如何看世界，现在轮到了解日本人如何看自己了。同之前的“中国史系列”“世界史系列”一样，这次讲谈社继续汇集了一批日本顶尖的历史学者、考古学者，请他们分别在各自最擅长的领域写作。
这套丛书原版26卷，这次中文版引进其中的10卷，大致勾勒了日本文明从公元前3世纪“弥生时代”草创期，到19世纪“明治维新”迈入现代化，这样一条相对完整的历史脉络。
今天为你介绍的是中译本的第一卷《王权的诞生：弥生时代至古坟时代》，讲的是，日本第一个统一政权是怎么诞生的。
由于时代久远，缺少记录，很多历史书在提到这段历史的时候，习惯性地以传说故事填补空白。但今天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考古学家，名为寺泽薰，他被称作研究日本“弥生时代”的第一人 。在这本《王权的诞生》中，寺泽先生列举了一重又一重证据，让我们看到日本文明“由点到线再到面”的发展过程。
你会发现，日本早期文明的很多关键节点，其实是中国历史的波浪向外翻腾而触发的。例如，日本从渔猎采集的蒙昧时代，进入部落制时代，得益于我国移民带去了稻种。再比如，日本早期的小型部落能够向大规模统一政权逐步演进，与古代中国的生产技术、宗教思想和多次外交支持有关。
下面，我们分两部分介绍本书主要内容：第一部分，首先简要介绍日本早期历史，再具体看看，水稻如何传入日本并引发连锁反应；第二部分，我们看公元3世纪前后，日本文明为何能步入快速发展的正轨，日本王权是如何诞生的。
第一部分
讲中国历史，我们的历史课本在介绍夏、商、周以前，都会简要介绍一下史前时代，比如旧石器时代的云南元谋人、北京直立人，以及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、河姆渡文化。
同样，日本“弥生时代”以前，也经历了石器时代，名为“绳纹时代”，这得名于那个时代的陶器上大多印有绳子的纹样。在日文原版26卷本的《日本的历史》中，第一卷讲的便是“绳纹时代”的历史 。“绳纹时代”的日本，还处于完全的史前社会，对于中国人来说，了解的意义并不大。另外，“绳纹时代”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争议，比如关于“绳纹时代”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说法非常多，而且差别很大，早的话有人主张一万六千年前，晚的话也有人主张五千年前。 所以，中文出版方并没有引入日文原版第一卷，而是直接将第二卷作为中文系列的开篇之作，也就是今天这本《王权的诞生》，讲的是日本的“弥生时代”。
所谓“弥生时代”，“弥生”是东京地区的一个地名，19世纪，一些考古器物在东京弥生町被发掘出来，由此掀开了“弥生时代”的面纱。
根据本书作者寺泽薰的观点，“弥生时代”从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3世纪，持续了500多年。这500多年可以分为前、中、后三个时期。 “弥生时代前期”大致对应我国战国末期和秦朝时期，100年左右。“弥生时代中期”大致对应我国的西汉、王莽时期，200多年。“弥生时代晚期”大致对应我国东汉、三国时期，200多年。
“弥生时代”在日本历史中处于什么地位呢？
作者给出明确的答案：“日本文化始于弥生时代” 。在弥生时代以前，日本是完全的原始社会，但正如本书题目，到弥生时代，“王权”诞生了。原来一盘散沙的原始民众开始逐渐聚合形成政权，日本的历史正式开启了。
弥生时代的到来，要从一种植物说起，这就是水稻。一直以来，日本人以种植水稻为生，以大米为主食。用作者的话说：“水稻就是日本文化的原点”。
而水稻这种作物的故乡，是在我们中国。有学者认为，水稻起源于中国云南到印度东北一带。但大量考古证明，水稻或许源自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。比如考古学家在浙江河姆渡发现了公元前5000年左右的稻谷和农具遗迹。湖南澧县的八十垱甚至出土了公元前7000年的稻米残留和相应的农具。
本书作者认为，日本的水稻就是从中国长江中下游传入的，早在绳纹时代，水稻或许已经零零星星传入日本列岛，但公元前300年左右，水稻短时间内在日本列岛快速普及，并将日本带入一个新的时代“弥生时代”。
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？
作者认为，日本水稻快速普及有个关键因素，这就是外来移民“渡来人”登陆日本列岛。所谓“渡来人”，就是从大陆渡海而来的人。日本列岛中最靠近大陆的岛屿是九州岛。有学者比对了九州岛北部渡来人遗骨和中国同一时期的人骨，通过分析线粒体的DNA，发现渡来人的人骨跟中国山东半岛、江南地区出土的人骨有较高的亲缘性。
那时的中国人为什么会出现在日本列岛呢？
对比中国历史，我们可以找到答案。“弥生时代”开始于公元前4-3世纪，这是我国的战国后期，七国争霸进入了白热化。不少民众为了求生，经由朝鲜渡海前往日本逃难。
除了战争移民外，作者还提到了商业贸易的因素。中国战国时期，货币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，当时涌现出很多著名商人，比如我们熟悉的孔子的弟子子贡，帮助越王勾践复国报仇的大商人范蠡，以及既搞商业投资，也搞政治投资的吕不韦等。商业越发达，商人们的远距离活动就越频繁，一些人可能去了日本列岛。
总之，在战争和商贸的影响下，一批中国人登陆日本列岛，他们不仅为日本带来了稻种和耕作技术，还有配套的灌溉技术、青铜器制造技术。很快，日本列岛上出现了一批环壕聚落。
什么是“环壕聚落”呢？
环绕聚落挖沟就是“环壕”，目的是防御洪水、猛兽以及敌对势力的侵袭。壕沟有两重，分别是内壕和外壕，内壕更安全。想象一下，围绕聚落挖两圈沟，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事情。而且，挖好壕沟后，谁住在相对安全的内壕，谁住在相对危险的外壕呢？种种迹象表明，日本列岛上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，地位高的人可以调动人力，同时享有住在内壕的特权。
这其实是水稻传入引发的连锁反应。首先，种水稻需要多人配合，水稻种下去，还需要细心养护，这需要有经验的人来指导。另外，种水稻需要平坦的土地，同时要有丰富的水源，这需要有人协调管理，同时统领大家保护这些资源不受外人侵犯。
于是，一个个聚落出现了，每个聚落都有首领协调生产，组织成员保护现有资源，争夺更多资源。显然，这位首领的地位要高于其他人，他享有更多特权，可以居住在内壕中最安全的空间。
不过，“环壕聚落”这点政治规模，无非也就是个村长的量级。日本社会要摆脱原始状态，进一步聚合，还需要别的力量加持。
你或许还记得作者的那句话，“水稻是日本文化的原点”，我们继续沿着水稻耕作讲述。
在弥生时代，水稻种植虽然有了肉眼可见的发展，但水稻收成毕竟受大自然的制约，要想丰收，农民除了要勤劳，也得托老天爷的福。
于是，各个聚落内部，出现了祈求丰收的祭祀活动。
祭祀有个突出特点：神秘。在古代，能把祭祀的门道掰扯清楚的人，影响力一定不小。于是，一些人想借祭祀这个手段来影响更多人。
别人凭什么听他的呢？不是口齿伶俐就行，还要有更具威慑力的工具。那时，一些族群首领学会了从大陆传来的青铜制造技术，以及有关生产和丰收的繁琐仪式。于是，他们就有样学样，把贵重的青铜器当作祭祀用品，祈求丰收。 借着这些手段，一些首领的影响力不断增强。
你看，通过种水稻、修环壕、组织祭祀活动，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聚落。但新的问题总会不断出现。最初的聚落都是一个个农耕单位，首领组织大家在附近的土地上生产，如果人口增加，耕地不够怎么办呢？
资源不够，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开打。在原始社会，总体来说，自然资源的规模远超人口规模。打仗会伤及性命，没土地，开垦一块新的，成本或许更低。
到了弥生时代中期，相当于中国的西汉时期，日本列岛的一些成熟大聚落，由于人口过载，会定期把一些人口纾解出去。什么人出去开辟新天地呢？离开熟悉的环境，毕竟很危险。不得不迁徙的族群，往往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。
不过，新生的“子聚落”距离“母聚落”并不远，它们往往会发展成部落。同一水系的几个部落还会结成“部落联盟”。若干部落联盟也有可能进一步形成更大的“部落联盟群”。作者把这样的“部落联盟群”称作“国”，将“部落联盟群”的负责人称作“王”。
听到这里，你会不会疑惑。几个“部落联盟”凑一起就叫“国”，负责人就叫“王”，是不是有点草率？
的确，很多学者并不主张这种说法。作者之所以持有这个观点，主要是采用了中国史书的记载。中国古代官方在编修前朝史书的时候，也会把周边政权的信息记录下来。但古代的通信手段很有限，周边政权具体是什么情况，并也不清楚，所以史书中有不少想当然和道听途说。比如，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日本列岛上“国皆称王，世世传统”。由于中国史书中对日本列岛政权单位的称呼相对统一，本书作者也就沿用了这些叫法。
相当于我国西汉时期，日本列岛上原本呈“点”状分布的聚落，沿着河流冲积平原，形成了“线”状部落，进而发展成“面状”的部落联盟，甚至是更大的“部落联盟群”，也就是作者所说的“国”，日本的历史又前进了好几步。
但话说回来，只是靠“母聚落”增生繁殖，政权成长的速度还是太慢了。个别大型“部落联盟群”要想寻求更快的发展，就要充分运用“战争”的手段。
战争往往能给早期政权成长注入催化剂。发动战争的时候，“部落联盟群”的成员一致对外，联盟群内部的各种资源要听凭“王”的调遣。这个过程中，“王”的权力在不断增强。联盟群也从各联盟相对自由的合作状态，迅速向“王”聚拢。
书中提到：“战争可以说是日本列岛国家诞生的必要条件。” 而日本列岛距离大陆最近的地方，是九州岛北部地区，所以这里的国家化进程也最快。请注意，日本的国家雏形，并没有出现在我们熟悉的京都、奈良这些地区，而是在九州北部。
时间如何呢？
按照作者的说法，在公元前3世纪末，也就是我国秦朝时期，日本的九州岛北部地区发生了多次战争，连续作战使各个“部落联盟群”的国家轮廓越来越清晰 。这一时期联盟首领的墓葬中，出土了不少象征军事权力的青铜武器，以及象征宗教权力的镜子、玉器。如果你关注日本皇室，你会知道日本皇室有三神器：一把剑、一面镜子、一块玉。这样的传统，便是始于“弥生时代”。
做个小结，种水稻、修环壕、组织祭祀活动、发动战争，日本列岛星星点点的小聚落逐渐发展聚合为部落，部落之间会形成联盟，一些部落联盟甚至有可能发展为“部落联盟群”，也就是“国”。
但日本九州岛北部的那些所谓的“国”，根本无法跟同时期中国的国家形态相提并论。显然，这些“国”的发展水平还很低，结构松散，边界不清，甚至叫不出名字。那到什么时候，日本列岛的政权才生长出版图较大、结构复杂，并能被外人清晰辨认的国家呢？
第二部分
接下来，我们将见证一个关键时刻，日本列岛出现了能被人叫得上名字的政权。
想象一个场景，当你来到公元前3世纪的日本列岛，随便问一个当地人“你是日本人吗”，他会怎么回答你呢？
他可能会觉得莫名其妙。因为，“日本”这个词是在中国唐代诞生的。702年秋天，武则天统治时期，一支遣唐使队伍抵达唐朝楚州海岸，也就是今天江苏北部的淮安、盐城一带。当地官员询问来者身份，遣唐使回答：我们来自“日本”。这是“日本”作为国号对外使用的最早文献记载。 而“日本”作为国号在内部使用，相传是在日本遣使的13年前，也就是689年 。
在此之前，日本的名称是什么呢？答案是“倭国”，就是“戚继光抗倭”的那个“倭”字。根据《说文解字》，“倭”有遥远的意思。由于中国古人并不了解日本列岛的情况，所以，就用“倭国”来笼统地指代远方日本列岛上的各个政权。
在公元前2世纪，倭国崛起两个明星政权，一个叫伊都国，一个叫奴国。 两个政权是怎么出现的呢？
这是因为，伊都国和奴国都位于距离中国最近的九州岛北部。近水楼台，两国分别与汉朝建立了联系。
这个事情还得回溯到汉武帝时期。当时西汉国力强盛，汉武帝开始对外用兵，并在公元前108年，将势力延伸至朝鲜半岛北部地区，在那里设置了四个郡，乐浪、临屯、真番、玄菟。后来，三个郡消失了，只剩乐浪郡留了下来，并存在了四百多年。乐浪郡位于朝鲜半岛西北部，对于汉朝来说，它是控制朝鲜半岛的前进基地，对于伊都国和奴国来说，它是与汉朝直接交流的宝贵窗口。
在此之前，日本列岛引进工艺技术，大多需要经朝鲜人转手。现在日本可以与汉朝建立稳定的联系，不仅学习了政治经验，还掌握了金属器的生产技术，无论是制造农具，还是制造兵器，都有显而易见的好处。
这件事情的影响非常大，首先伊都国和奴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，成为倭国的“王中之王”。作者认为，这件事情还有更大的意义，这就是，日本列岛的政权在东亚世界有了存在感。从此之后，日本列岛的政权在中国史书中，终于有相对清晰的画像了。
《后汉书·东夷传》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：在公元107年，汉安帝在位时期，倭国国王帅升，向东汉进贡了一百六十多个奴隶。 这位名为帅升的国王，作者认为正是伊都国的国王。
在公元2世纪左右，伊都国联盟的发展势头超过了奴国联盟。最终，九州北部地区，出现一个以伊都国为首的较大型联盟。中国史书中的“倭国”终于不再是个集合名词，而有了特定指示。 当然，中国史官对“伊都倭国”具体情况还不清楚，但已经意识到，这个政权的影响力比较大，日本列岛上各个小国都是集结到伊都倭国的国王帅升的麾下，再向汉朝遣使朝贡的。
但后来的日本并不是“伊都倭国”发展而成的。
伊都国对周边地区的控制，有赖于与汉朝之间的密切联系。但到2世纪后期，东汉末年国家动乱，尤其是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后，汉朝皇帝都自顾不暇，哪儿还有时间关心倭国的事情呢。
很快，这个消息被伊都国统治下的盟国获悉了。长久以来积聚的不满很快爆发了，伊都倭国联盟由此发生了内乱，伊都国王从盟主的位置上被扯了下来。
旧的倭国崩溃了，谁能取代伊都国王，担起“倭国”的名号呢？很长一段时间，仗打来打去，但新的盟主就是确定不下来。
后来，一些盟国改变思路，坐下来通过协商的方式，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倭国。只是，这个新生倭国，权力中枢不在原来的九州岛北部，而是转移到了本州岛的奈良盆地。
事实上，这两个地方距离并不远。打开地图你会发现，日本的本州岛、九州岛和四国岛围合成濑户内海。北九州大致位于濑户内海的西部出口，而奈良位于濑户内海的东方。
新生的倭国，不仅重建了秩序，还塑造了更强大的王。作者特别把新生倭国的首领称作“大王”，以此区别之前普通的“部落联盟群”的“王”。
到底是哪个政权扛起了新生倭国联盟的门面，推动倭国继续发展呢？
还是那句话，由于缺少史料，这个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。有个被相对认可的说法，这个国家是位于奈良盆地的邪马台国。
邪马台国的强大，仍然离不开中国的影响。3世纪初，正值东汉末年大乱，汉朝东北地区被公孙氏割据。公孙家族中有一个人叫公孙康，这个人你可能听说过，官渡之战袁绍病逝后，他的二儿子袁熙、三儿子袁尚曾逃到辽东，结果被杀，他们的首级也被交给曹操，这就是公孙康干的。作者认为，邪马台国极有可能获得了这位公孙康的支持。
我们知道，后来公孙氏被曹魏政权吞并了，邪马台国的统治者随机应变，开始向曹魏遣使朝贡。根据《三国志·魏志·倭人传》记录，魏国国王册封倭国女王卑弥呼为“亲魏倭王”，并赐给她黄金印玺和紫色绶带。
曹魏为什么要交好一个并不熟悉的海外政权呢？作者猜测，曹魏政权或许是出于远交近攻的考虑。曹魏政权觉得倭国是户数过万的大国，希望倭国能从海上配合曹魏，夹击东吴。
总之，在公孙氏和曹魏政权的先后支持下，邪马台国统治者成为新生倭国的“大王”。但这里有个问题，之前的伊都倭国同样获得了中国朝廷的支持，为什么邪马台国统治者能获得“大王”的称号呢？
当然，与中国朝廷保持更密切的关系是重要原因。但作者提到一个有趣的分析。作者认为，邪马台国的强大，得益于卑弥呼女王吸收并利用了来自中国的道教思想。
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，我国四川一带流行“五斗米道”。 这个教派规定，入道的人必须交五斗米，因此得名。后来，“五斗米道”的教主张鲁甚至在汉中地区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势力。而在黄河下游一带，道教的另一个分支“太平道”非常流行，这正好处于公孙氏以及后来魏国的势力范围。
对照日本的历史记载与传说来看，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是一位神秘的女祭司，她有高超的法力、强大的政治手腕。不过，本书作者认为，历史可能是，卑弥呼改革了传统的祭祀。通过整合各个政权的祭祀仪式，并吸收中国道教的思想，一套新的祭祀规范诞生了。
看起来，邪马台国统领的新生倭国，似乎也是部族式国家联盟，跟之前的伊都倭国联盟差不多。但卑弥呼的祭祀改革，打破了各个盟国之间祭祀文化的差异，从此以后倭国联盟内部共享同一套祭祀规范和政治规则。这个措施大大加深了成员对联盟的认同感。如此一来，邪马台国主导的新生倭国，便能在伊都倭国无法企及的广大地理范围上，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王国。邪马台国的统治者也因此，从普通的“王”，升格为前所未有的“大王”。
《左传》有句名言：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，其实，祭祀与打仗，对于很多古老的政权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情。
邪马台国除了掌握了新的祭祀规范以外，还垄断了一种战略资源，这就是铁。铁是制造武器和农具的原料。但日本列岛缺少铁矿，铁主要从朝鲜半岛进口。新生倭国垄断了铁资源，意味着控制了新生倭国的军事命脉和经济命脉。
为了保证铁资源的稳定供应，邪马台国主动出手，扶持朝鲜半岛南部的政权。如果从这个角度看，这时的新生倭国，已经不只是东亚世界的成员，而是存在感相当强的成员了。
当倭国成长至此，日本历史已经悄然从“弥生时代”进入新的阶段。“弥生时代”的符号是“水稻”，由于有了水稻，日本列岛的发展开始起步。之后，从3世纪后期到6世纪末，大致相当于我国西晋时期到隋朝时期，日本的这段历史也有一个符号，这就是“古坟”。
因为，在这300多年间，日本列岛上出现了大大小小几十万座坟墓，这些坟墓的外形有个鲜明的特征，前方后圆。这么大规模的工程，正体现了日本王权发展 。因此，接续“弥生时代”的那300多年，被称作“古坟时代”。
结语
到这里，本书主要内容就为你介绍完了。
回顾日本王权的诞生过程，你会发现，中国历史的进程或许是关键推动力。战国时期，一些民众为躲避战乱而逃难到日本列岛，他们带来了水稻种子和种植技术，使当地迅速摆脱了原始状态。日本列岛上由此出现了一个个“点状”聚落。聚落分解扩张，以及来自大陆的宗教祭祀，又使“点状”聚落，聚合为顺延河流生长的“线状”部落。而一系列的战争加速了日本列岛的政治化，出现了“面状”的部落联盟，甚至是规模更大的“部落联盟群”，代表是最初的九州岛北部的伊都倭国。
但伊都倭国并没有长大，日本第一个组织规模庞大、统治者权力强大的政权，是奈良盆地的邪马台国。依靠曹魏政治的支持、中国民间的原始道教、朝鲜半岛的铁器，公元3世纪的邪马台政权成为新生倭国当之无愧的盟主。
然而，到这个时候，日本的王权还没有最终形成。我们知道，日本最高统治者是天皇。天皇是怎么出现的，他的权力与倭国大王的权力有什么区别？还有，日本这个名称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，它与最初的倭国是什么关系？请关注“讲谈社·日本的历史”第二卷《从大王到天皇：古坟时代至飞鸟时代》。
好，以上就是为你介绍的全部内容。你可以点击音频下方的“文稿”，查收我们为你准备的全部文稿和脑图。你还可以点击“红包分享”，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你喜欢日本历史的朋友。恭喜你，又听完了一本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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