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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好，欢迎每天听本书，今天我要为你讲述的书，是青年文史作家谌旭彬的《活在洪武时代》，副标题是“朱元璋治下小人物的命运”。

提起朱元璋和他一手建立的大明帝国，我们得到听书和其他栏目已经有了很多翔实丰富的内容。总体上看，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，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。一方面，他是中国封建王朝历代开国君主中，出身最为低微的一个，依靠自己杰出的谋算和沉稳的性格成就大业。但另一方面，朱元璋开创的明朝，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保守和拘谨的朝代，更把君主集权推进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为了巩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统治，朱元璋不惜在顶层制度方面做了各种自以为高明，但缺陷多多的设计，并用许多残酷的政治手段，来消灭那些可能会危及明朝统治的不安定因素。

为了巩固明王朝的江山，朱元璋亲自从1385年至1387年间，编订了一部重刑法令，叫《大诰》。《大诰》独立于其他明代正式律法之外，结合了案例、罪名和朱元璋本人的判决、批示，用以严惩臣民犯罪，弥补现有法律条文的不足。朱元璋还亲自下旨，要求大明王朝家家必备一本《大诰》，并且熟读。但是，由于《大诰》所规定的刑罚太重，在朱元璋死后，它就被迅速废止。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，在随后的几百年间，《大诰》变成了一部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真实记录，为后人研究明帝国初年统治的残酷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一手资料，更给了作者谌旭彬以写作本书的灵感。

正如副标题所说的那样，这本书讲述的背景，是朱元璋成为明太祖，统治天下的洪武年间，但主角，却不是他，而是那些普通百姓。确切地说，是一些不幸因为犯罪，而被朱元璋编进了《大诰》，痛斥为不知感恩的愚顽之民。他们的不幸遭遇，暴露出了大明帝国在建立初期，就存在着种种问题与缺陷，而这些问题和缺陷的始作俑者，恰恰就是自以为英明神武的朱元璋本人。可以说，最终导致明帝国覆亡的诸多制度缺陷，都已经在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，随着他一个又一个措施的出台，而宣告诞生。

接下来，我就分三部分，为你讲述这本书的大致内容。在每个部分中，我们都会来介绍一个《大诰》中的案件，进而来探讨，这些案件，到底反映了哪些朱元璋在为明王朝做顶层设计时，犯下的错误。这三个案件分别是，反映了明代军事卫所制度弊端的史灵芝案、揭露了明代货币制度缺陷的杨馒头案，以及揭露了明代税收制度缺陷的陆仲和案。

第一部分

好了，我们首先就来看看这第一个案子，史灵芝案。案情本身并不复杂：洪武十七年，也就是1384年，山西洪洞县有个普通百姓姚小五，已经和妻子史灵芝结婚多年，膝下已经有子女三人，小日子过得平淡安稳。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个当兵的军人叫唐闰山向朝廷申诉，说史灵芝是自己的老婆，于是兵部不加调查，随意发了道公文，勒令史灵芝立刻从洪洞县启程，前往唐闰山的驻地江苏镇江，和这个子虚乌有的丈夫团聚。朱元璋得知之后，极为愤怒，下令把所有参与过此案审理的官员，从刑部尚书王峕开始，一律处斩。

听起来大快人心对不对？但是作者谌旭彬就说了，仔细一琢磨，这案子有很多蹊跷：

首先，唐闰山一个普通军人，无权无势，怎么兵部就对他的一面之词深信不疑，下公文给洪洞县地方官，明目张胆地拆散姚小五、史灵芝两口子？

其次，刑部尚书王峕，看起来不像个反派：他尽职尽责，把姚小五两口子和唐闰山一起带到刑部问话，后来还派人去山西传唤当年给史灵芝做媒的媒人和其他证人，准备做进一步调查。为什么朱元璋就对这种行为大为不满呢？

作者认为，这件案子的实质，并不是朱元璋天纵英明，替老百姓申冤出气，而是一桩明代军事制度顶层设计缺陷所引发的悲剧。而朱元璋的责任，不仅在于设计了这样一个明显有缺陷的制度，而且在于出了问题之后，推卸责任，杀人灭口。所以作者说，要想了解史灵芝案的本质，还得从明朝独特的军事制度——卫所制度说起。

在政治制度设计上，朱元璋对被自己推翻的元朝，多有借鉴，其中也包括元代的 “世袭军户”制度。所谓世袭军户制度，就是国家专门拨出一部分人口，规定他们世代以从军为固定职业，不得更改。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军户制度，是三国时期曹魏实行的军屯制。明帝国建立之后，在全国军事要冲，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军队屯驻据点，叫卫所，派部队驻扎。卫所之上，有指挥机构，叫都指挥司，相当于地方军区。和卫所制度配套的，就是编入军户籍贯的百万军人和他们的家属。

根据统计，到了1449年，土木堡之变前夕，明王朝登记在册的军人达325万多人，分散于总数200万以上的军户之中。

不可否认，朱元璋实行“世袭军户”制度的初衷，有休养民生的考量。从理论上讲，它既保证军队有固定充足的人力资源供应，又能保障普通老百姓免受征兵的骚扰。此外，朱元璋还命令各卫所军户进行屯田，自行解决口粮，所谓“养兵百万，不费百姓一粒米”。然而，几乎从建立之初，世袭军户制度的弊端，就开始露出水面了。

首先，军户是一人当兵，世代当兵，平时要种地屯田，有了战事还要随军出征，真的是平时流汗，战时流血，十分辛苦。而且，频繁的劳动挤占了宝贵的训练时间，从而让明代军队的战斗力不断下降。

另外，为了维持明王朝统治的稳固性，军户往往要离开原籍，前往遥远的卫所当兵。为了防止军户逃亡，朱元璋特地规定，军兵前往卫所服役，还要带上家眷随行。一来，军人可以在服役期间繁衍男丁，为军队提供后备人力；二来，随军的妻子、家属还可以为军人缝缝补补，甚至参与屯田劳动；第三，也是最重要的，随军的妻子儿女，可以被卫所拿来当作防止军户逃亡的人质。

了解了这些背景常识，我们就对史灵芝案，这个小小的冤案，为什么能够发生，有了头绪。朱元璋就是在本案发生的那一年，开始紧锣密鼓地推行军户家属前往卫所驻地的政策。他规定说，军人如果在原籍居住地有妻子，那就让妻子赶紧去卫所和丈夫团聚；如果没有妻子，那就让军人留在原籍的家人，给他代为物色一个，然后送到卫所去。

刚好，唐闰山在这个时候，从卫所驻地回到了家乡，看到了史灵芝。原本，史灵芝小时候被媒人定过一门娃娃亲，另一方正是唐闰山的哥哥，结果哥哥早夭，亲事作废。据说，史灵芝虽然已经成家多年，有了三个孩子，但依旧风姿绰约，于是唐闰山就动了歪脑筋，向兵部打了一份颠倒黑白、无中生有的报告。

作者谌旭彬在书中说，兵部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接到唐闰山的报告，那肯定是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，忽略了查证这个环节，毕竟解决军人婚配问题，是皇帝朱元璋亲自在抓的头等大事。等到案子发酵之后，刑部尚书王峕就开始了调查。按照元代形成的社会习俗，兄长死了，他的弟弟，可以继续和嫂子成家；弟弟死了，兄长也可以和弟媳继续过。这个习惯从元代，一直延续到了明代，被称为“收继婚”。事实上，唐闰山写给兵部的报告，也正是以“收继婚”作为自己的依据。

所以说，朱元璋之所以龙颜大怒，正是因为这两点。第一，这个案子涉及他亲自推动的军户携带家属政策，而底下人居然办得如此离谱，简直是打自己的脸。第二，朱元璋对元朝蒙古人留下的各种习俗，深恶痛绝，认为这是造成明朝百姓不服管教的主要原因。而王峕在断案的时候，居然还要拘泥于此案是否存在“收继婚”这种小细节，不雷厉风行迅速结案，实在是不可容忍。

反过来讲，唐闰山坚持要娶史灵芝，不惜颠倒黑白的举动，也从侧面反映了另一个严重问题：那就是，卫所军户地位低下，负担繁重，表面上是光荣无比、保家卫国的军人，但实际上，却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卫所管理下的军事农奴，在整个明朝社会结构中属于最底层，所以男性军户的婚姻，变成了老大难问题。

那么，在明朝当个军人有多难呢？我们来看一些例子：军人平时为了粮食自给，要屯田劳动，但是卫所田地的征税率，比普通老百姓的农田要高得多，往往辛苦了一年，结果依旧是饿肚子。同时，军官对手下的军士却有至高无上的管理权，经常随意压榨军人，强迫他们为自己服劳役，甚至克扣军饷，从而导致不少军户铤而走险，把田地抛荒逃亡，成为流民。

更悲惨的是，在军户中还有一类特殊的“谪充军”。说白了就是因触犯法律被“充军”，强行纳入军户系统的普通民众。他们不仅要前往远离故土的边疆地区服役，通常还伴随着家产被抄，全家随行，本人虽老迈病重也不能退伍的严酷待遇。比如明代开国功臣宋濂，家里有一位女性，丈夫被人诬陷，在狱中绝食而死，家中只剩这个寡妇宋氏、婆婆以及年幼的儿子，被判决押往云南充军。途中，宋氏年幼的儿子不堪颠簸，也病重而死，但按照朝廷规定，这两个女子，依然不能豁免，照旧被押解前往卫所。

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军户在明朝，简直就是“贱民”的同义词。一般的民户老百姓，都不愿意和军户通婚，唯恐婚姻会带来阶级滑落。所以说，朱元璋引以为傲的军户制度，既没有提高明代军队的战斗力，更制造了千千万万类似唐闰山与史灵芝的悲剧。

第二部分

好了，说完了反映明代军户制度黑暗的史灵芝案，接下来我们要讲第二个案件，杨馒头案。杨馒头案的规模和影响性，比史灵芝案略微大了一点，不过案情其实也很简单，一句话就能说清楚，就是在洪武十六年，公元1383年，以江苏句容县百姓杨馒头为首的一群人，居然利令智昏，铤而走险，伪造大明帝国官方纸币：宝钞。

伪造官方流通货币在古今中外，可以说都是重罪，朱元璋本人对此也非常震怒，下令地方政府严惩，判决得非常简单粗暴，一律死刑。用朱元璋自己在《大诰》里的话说，就是，从当时的明帝国首都南京，到句容，不过90里路，一路上到处都是涉嫌伪造宝钞而被处死示众的嫌犯尸体。然而，这种严刑峻法居然没有产生太大的吓阻作用，过了不到一年，句容县再次出现了伪造宝钞的犯罪团伙，让朱元璋非常头疼，哀叹说：“呜呼！这些百姓如此愚顽，朕实在是找不到能够治理好他们的办法。”

读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问了，江苏句容处于江南经济繁荣区，又距离南京不远，在皇帝朱元璋眼皮子底下，句容百姓为什么要铤而走险，宁可冒着杀头的风险，也要伪造宝钞呢？作者说了，归根结底，杨馒头案，暴露的是大明王朝建立初期另一项重大国策，也就是货币制度的顶层设计，存在严重缺陷。

明朝建立之后，朱元璋就规定，新王朝推行的货币制度，是以铜钱为主，这是因为刚刚被推翻的元朝之所以失去民心，原因之一就是在统治末期滥发纸币。但是，到了洪武八年，也就是1375年，天下稳定之后，朱元璋就下令，强行推行一种官方纸币，叫宝钞，和铜钱一起作为法定货币存在，老百姓纳税的时候，也必须是宝钞铜钱一起交，同时禁止金银等贵金属作为货币在民间流通。

朱元璋强行推行宝钞，给出的理由是民间铜钱盗铸猖獗，而且铜钱沉重，不便携带。但实际上，朱元璋这种顶层设计的目的很明显，就是要求明代中央政府直接、严密地控制全国金融与货币流通。但是，明帝国推行的宝钞，是一种没有准备金和等值物资作为后盾的货币，一旦强行进入流通，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。但是，对于皇帝和朝廷来说，滥发纸币，是一种极容易上瘾的解决开支手段：手里没钱了，印一批宝钞就行了，把负担转移给人民。

那么朱元璋到底发了多少宝钞呢？作者举了个例子，仅仅在1376年，也就是洪武九年，朱元璋一次性就赏赐给军队宝钞5000多万锭。明代的一锭等于五贯，也就是5000文铜钱：这么一算，不得了，这一次赏赐，就相当于朱元璋开动印钞机，直接向整个社会泼洒了购买力相当于2亿多贯铜钱的纸币。

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样频繁的“撒币”行动在朱元璋当政的洪武年间时常发生，比如1390年，朱元璋就分69次，累计赏赐了9500万贯宝钞给臣下，相当于大明帝国两年半的田赋收入。

朱元璋如此疯狂放水，制造通货膨胀，掠夺民间财富，自然会激发严重的社会经济动荡。首先，是宝钞，这种官方货币购买力的急剧贬值。作者举例说，到了洪武二十三年，票面金额1贯，也就是1000文铜钱的宝钞，在民间市场上只能兑换250文铜钱，也就是票面价值缩水了75%。到了洪武二十七年，宝钞的购买力甚至跌到了票面价值的六分之一。

由于明朝政府禁止金银作为货币流通，同时宝钞发行得越来越多，于是民间又出现了另一种奇怪现象，就是新发行的宝钞比旧宝钞购买力更强，更受欢迎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学者们给出了几种解释：首先，流通中的纸币，必然会不断损毁折旧，所以就要定期增发新币，从老百姓手里回笼已经损毁的旧币，否则旧钞新钞一起流通，通货膨胀更恐怖。但是，大明宝钞所用的纸张质量一般，印刷的复杂程度和防伪技术也不高明，民间稍微熟练一点的印刷工人就可以仿造个八九不离十。所以，一种旧版本的宝钞要是流通时间长了，自然是真伪难辨，而新宝钞刚刚上市，伪钞制造者可能还来不及模仿。由于明朝法律苛刻，使用伪钞者一旦被逮住，不论有意无意一律要杀头，所以为了用个放心，老百姓自然是一窝蜂地去用旧版本宝钞兑换新宝钞，哪怕手上的旧钞还没有破损。这种需求上的差异，自然就导致了购买力上的差异。

其次，为了强制推行宝钞，朱元璋规定，老百姓交纳赋税，是宝钞和铜钱一起用，在金额上是宝钞70%，铜钱30%。但是，官员们也担心，收上来的宝钞是假币，于是硬性规定，每一次增发新宝钞之后，收税的时候就只认新钞，不收旧钞。老百姓自然不能忍受自己手里的财富被这样定期清零，所以更是不择手段，要兑换新钞，从而加速了宝钞的贬值速度。

了解了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再来回头看看杨馒头伪造宝钞案，就会对这些句容县的百姓充满同情。说到这里，还要补充一个残酷的事实，那就是，为了进一步剥削老百姓，从洪武十三年之后，明王朝就连续多年停止对民众开放宝钞兑换；这就意味着，新宝钞只能通过朝廷的采购消费，缓慢流入民间社会，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。所以，杨馒头等人的铤而走险，确实是一种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中，最后的自救。

到了1435年，明英宗继位之后，宝钞这种已经严重贬值的法定流通货币，实际上已经维持不下去了，明王朝只好向现实屈服，不再阻碍铜钱在民间贸易中的流通，全国的赋税收入，也以白银来征收。宝钞，逐渐退缩成为一种礼仪性的货币，此后，明朝历代皇帝偶尔会用它来赏赐大臣，或者军队，以表示恩宠；而在民间，宝钞早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即使扔在闹市的地上，也不会有人留意的废纸。

第三部分

刚才说的两件案子，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。那么有人会问，老百姓在明朝洪武年间朝不保夕，是不是富人就能活得比较滋润呢？很遗憾，也不是。接下来我们要讲的这件案子里，核心人物陆仲和的遭遇，可以说是明朝初年富裕阶层的命运缩影。

陆仲和，是苏州府吴江县人，他还在洪武十八年，也就是1385年，有幸被朱元璋在南京亲自召见过。然而，他的罪名非常大，包括攀附已经被灭族的宰相胡惟庸，以及蒙骗朝廷，把本该上交朝廷的赋税粮食据为己有。那么有人要问了，那么大的罪名，这个陆仲和的官一定做得不小吧，然而再一看，陆仲和头上根本没有正经官职，只是一名小小的粮长。

什么是粮长呢？为了了解这个案情的荒诞与残酷，我就要向你简单普及下有关明朝赋税制度的知识。

说到古代官府收田租，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很可能来自古装影视剧，县官本人带着衙役，浩浩荡荡进村，一户户地敲门，让农民把事先准备好的粮食或者现金拿出来，然后装车拉走。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：明帝国幅员辽阔，开国人口6000多万，末期人口上亿，其中大约90%是农业人口，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全国1427个县。所以说，尽管明朝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僚系统，要对人数如此繁多的农民定期征税，也是力不从心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用一种间接管理的模式来进行，也就是说，官僚机构确定税收额度，然后找民间代理人来帮自己收。

根据规定，明帝国疆域内的每一个县，都会被分为几十个区，每个区会从民间富裕人家选择一户，当总催，也就相当于本区的税收总代理。总催手底下，会有几十个同样从当地富户里选出来的“收兑”，也就是在一线亲自督办田赋征收的办事员，收兑要把征收上来的钱粮进行核算，还要自掏腰包雇人把钱粮送到官府的运粮码头，官府核算无误后，给收兑一张盖了大印的收条，这才算大功告成。

除了收兑，还有种苦差事叫“听解”，也是由官府从本地的富裕人家里选择充当。听解虽然不用亲自下乡收税，但需要自己雇佣运输队和保镖，风尘仆仆地把征收上来的钱粮物资，直接送到首都南京或者北京去。由于收上来的东西太多，本地的听解都不够使唤，那就只能从收兑里再强行指派几个人，安上一个“粮长”的头衔，强迫他们成为自掏腰包的运输大队长，和听解一样，押着物资，赶往京城。

不用说，无论听解还是粮长，都是富人避之不及的苦差事。征收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开支要自己出，征收上来的钱粮如果不足额度，或者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损耗，也要自己出。根据统计，大明朝每征收1000两白银左右的税收，产生的成本大概就要四五十两，官府不会出这个费用，于是全部都落到民间负责人头上。

更糟糕的是，一旦某个富人当上了粮长，就会发现，自己是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。一方面，要负责赋税的收集和运送，自己承担成本和风险。另一方面，自己又成了官府勒索敲诈的对象：物资送到了，如果不向官府派来的交接人员行贿，就会被挑剔，比如粮食颗粒不够饱满，银两的成色不够上乘，诸如此类。如此一来，等待自己的将不仅是巨额罚款，甚至有牢狱之灾和性命之忧。

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扭曲而黑暗的现象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朱元璋给大明王朝设计的财政制度，有底层逻辑上的缺陷。刚才我们讲杨馒头案的时候也说过，朱元璋的基本意图，就是要让明王朝牢牢控制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，为此不惜大规模地开倒车，驱逐已经发达的贵金属货币，利用纸币对金融进行严格的管制。这种倾向，反映在明代政府的税收和公共管理上，就表现为限制税收货币化，强调收取实物，严格限制官府发展有商业性质的统筹和管理职能，什么事儿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推给老百姓解决。这样做，官府倒是相对清闲了，可风险和负担，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。

有了这些背景知识，再回来看陆仲和案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陆仲和本人，被摊派上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，还要不断自己垫资的粮长头衔，肯定是战战兢兢，叫苦不迭。被皇帝召见虽然荣幸，但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因为在召见的时候，朱元璋就问这几百个来自江南地区的粮长，说江南地区现在发大水，你们要帮助朕和朝廷，回去勘察农田受灾情况，没受灾的照常纳税，受灾的赶紧往上写报告，朝廷好发赈灾物资。

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成了什么样呢？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就是：以陆仲和为首的一批黑心粮长，辜负了朝廷的信任。他们发动百姓中的无赖，向官府谎报灾情，而且还亲自撰写假调查报告，夸大灾情，试图以此为借口逃税。幸亏在灾情过去之后不久，苏州出了一件官员渎职案，陆仲和带头偷税漏税，攀附罪臣胡惟庸的罪行，才被揭发：原来，陆仲和身为粮长，本该在1385年完成税收粮食一万石的征收，没想到他最终只上交了700石。于是，朱元璋就武断地判定，剩下的9300石，肯定被陆仲和贪污了。不过，作者在书中说，实际情况更可能是，灾情确实严重，陆仲和应该征收的税粮，绝大部分已经被减免了，然而调查的官员，为了揣摩朱元璋的意思，本着“陆仲和即使没有问题，也要查出点问题”的精神，把这起冤案办成了铁案。

顺便说一句，所谓陆仲和攀附已经被打倒的宰相胡惟庸，也是子虚乌有。作者就在书里说了，揭发者沈庆童，本身可能是个专门向富有人家敲诈钱财的无赖，他曾三次以同样的理由告发陆仲和，而陆仲和也被迫三次破财免灾，向沈庆童支付钱财求他闭嘴。这类敲诈案件，在朱元璋统治时期，很常见。因为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接连制造了几起针对开国功臣的大案，比如胡惟庸案、李善长案、蓝玉案等等，牵涉很广，打击手段又非常残酷，所以有很多人借机泄愤，诬告他人，以求公报私仇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朱元璋很可能是心知肚明，但也常常指示臣下顺水推舟，来打击地方上这些富家大户。毕竟，在他的认知结构里，这些人有财富，有人脉，也是威胁帝国统治秩序的不安定因素。作者总结说，朱元璋思前想后，就总结出了打击富家大户的三件武器，分别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摊派收税职责和制造冤案，以及强制迁徙。在强制迁徙过程中，富裕人家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大部分财产，但被迫居住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等于把他们原有的社会人脉网络和影响力连根拔起，自然也就失去了和明王朝进行博弈的能力。

正因为有这些密密麻麻如罗网一样的危险，洪武年间的富裕人家可以说人人自危。他们想出来自保的方法，在今天听起来十分悲凉，那就是，忍痛分家，把田产均分给亲族，这样大家都变成了普通人家甚至贫困户，这样既免除了被抓去当粮长、收兑的可能，也让身边那些眼红觊觎自己财富的人断了举报诬告的念想。到了洪武三十年，也就是1397年，朱元璋统治的倒数第二个年头，偌大一个明帝国，境内的所谓富户，也就是能够拥有700亩以上土地的人家，只有区区14341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