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我们看看朱元璋时期政府是如何收税的？

今天我们看看朱元璋时期政府是如何收税的？
陆仲和，是苏州府吴江县人，他还在洪武十八年，也就是1385年，有幸被朱元璋在南京亲自召见过。他是一个被强行指派的粮长，在《大诰》中，他的罪名非常大，包括攀附已经被灭族的宰相胡惟庸，以及蒙骗朝廷，把本该上交朝廷的赋税粮食据为己有。那么有人要问了，那么大的罪名，这个陆仲和的官一定做得不小吧，然而再一看，陆仲和头上根本没有正经官职，只是一名小小的粮长。

什么是粮长呢？为了了解这个案情的荒诞与残酷，我就要向你简单普及下有关明朝赋税制度的知识。

说到古代官府收田租，大家的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很可能来自古装影视剧，县官本人带着衙役，浩浩荡荡进村，一户户地敲门，让农民把事先准备好的粮食或者现金拿出来，然后装车拉走。然而实际上的情况并非如此：明帝国幅员辽阔，开国人口6000多万，末期人口上亿，其中大约90%是农业人口，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全国1427个县。所以说，尽管明朝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官僚系统，要对人数如此繁多的农民定期征税，也是力不从心，那怎么办呢？只能用一种间接管理的模式来进行，也就是说，官僚机构确定税收额度，然后找民间代理人来帮自己收。

根据规定，明帝国疆域内的每一个县，都会被分为几十个区，每个区会从民间富裕人家选择一户，当总催，也就相当于本区的税收总代理。总催手底下，会有几十个同样从当地富户里选出来的“收兑”，也就是在一线亲自督办田赋征收的办事员，收兑要把征收上来的钱粮进行核算，还要自掏腰包雇人把钱粮送到官府的运粮码头，官府核算无误后，给收兑一张盖了大印的收条，这才算大功告成。

除了收兑，还有种苦差事叫“听解”，也是由官府从本地的富裕人家里选择充当。听解虽然不用亲自下乡收税，但需要自己雇佣运输队和保镖，风尘仆仆地把征收上来的钱粮物资，直接送到首都南京或者北京去。由于收上来的东西太多，本地的听解都不够使唤，那就只能从收兑里再强行指派几个人，安上一个“粮长”的头衔，强迫他们成为自掏腰包的运输大队长，和听解一样，押着物资，赶往京城。

不用说，无论听解还是粮长，都是富人避之不及的苦差事。征收过程中的人力物力开支要自己出，征收上来的钱粮如果不足额度，或者在运输过程中产生损耗，也要自己出。根据统计，大明朝每征收1000两白银左右的税收，产生的成本大概就要四五十两，官府不会出这个费用，于是全部都落到民间负责人头上。

更糟糕的是，一旦某个富人当上了粮长，就会发现，自己是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。一方面，要负责赋税的收集和运送，自己承担成本和风险。另一方面，自己又成了官府勒索敲诈的对象：物资送到了，如果不向官府派来的交接人员行贿，就会被挑剔，比如粮食颗粒不够饱满，银两的成色不够上乘，诸如此类。如此一来，等待自己的将不仅是巨额罚款，甚至有牢狱之灾和性命之忧。

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扭曲而黑暗的现象，归根结底，还是因为朱元璋给大明王朝设计的财政制度，有底层逻辑上的缺陷。刚才我们讲杨馒头案的时候也说过，朱元璋的基本意图，就是要让明王朝牢牢控制整个帝国的经济命脉，为此不惜大规模地开倒车，驱逐已经发达的贵金属货币，利用纸币对金融进行严格的管制。这种倾向，反映在明代政府的税收和公共管理上，就表现为限制税收货币化，强调收取实物，严格限制官府发展有商业性质的统筹和管理职能，什么事儿都是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推给老百姓解决。这样做，官府倒是相对清闲了，可风险和负担，都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。

有了这些背景知识，再回来看陆仲和案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陆仲和本人，被摊派上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，还要不断自己垫资的粮长头衔，肯定是战战兢兢，叫苦不迭。被皇帝召见虽然荣幸，但也不是什么好事。因为在召见的时候，朱元璋就问这几百个来自江南地区的粮长，说江南地区现在发大水，你们要帮助朕和朝廷，回去勘察农田受灾情况，没受灾的照常纳税，受灾的赶紧往上写报告，朝廷好发赈灾物资。

接下来的事态发展成了什么样呢？按照朱元璋自己的说法就是：以陆仲和为首的一批黑心粮长，辜负了朝廷的信任。他们发动百姓中的无赖，向官府谎报灾情，而且还亲自撰写假调查报告，夸大灾情，试图以此为借口逃税。幸亏在灾情过去之后不久，苏州出了一件官员渎职案，陆仲和带头偷税漏税，攀附罪臣胡惟庸的罪行，才被揭发：原来，陆仲和身为粮长，本该在1385年完成税收粮食一万石的征收，没想到他最终只上交了700石。于是，朱元璋就武断地判定，剩下的9300石，肯定被陆仲和贪污了。不过，作者在书中说，实际情况更可能是，灾情确实严重，陆仲和应该征收的税粮，绝大部分已经被减免了，然而调查的官员，为了揣摩朱元璋的意思，本着“陆仲和即使没有问题，也要查出点问题”的精神，把这起冤案办成了铁案。

顺便说一句，所谓陆仲和攀附已经被打倒的宰相胡惟庸，也是子虚乌有。作者就在书里说了，揭发者沈庆童，本身可能是个专门向富有人家敲诈钱财的无赖，他曾三次以同样的理由告发陆仲和，而陆仲和也被迫三次破财免灾，向沈庆童支付钱财求他闭嘴。这类敲诈案件，在朱元璋统治时期，很常见。因为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接连制造了几起针对开国功臣的大案，比如胡惟庸案、李善长案、蓝玉案等等，牵涉很广，打击手段又非常残酷，所以有很多人借机泄愤，诬告他人，以求公报私仇。

对于这种情况，朱元璋很可能是心知肚明，但也常常指示臣下顺水推舟，来打击地方上这些富家大户。毕竟，在他的认知结构里，这些人有财富，有人脉，也是威胁帝国统治秩序的不安定因素。作者总结说，朱元璋思前想后，就总结出了打击富家大户的三件武器，分别是我们刚才提到过的摊派收税职责和制造冤案，以及强制迁徙。在强制迁徙过程中，富裕人家虽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和大部分财产，但被迫居住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等于把他们原有的社会人脉网络和影响力连根拔起，自然也就失去了和明王朝进行博弈的能力。

正因为有这些密密麻麻如罗网一样的危险，洪武年间的富裕人家可以说人人自危。他们想出来自保的方法，在今天听起来十分悲凉，那就是，忍痛分家，把田产均分给亲族，这样大家都变成了普通人家甚至贫困户，这样既免除了被抓去当粮长、收兑的可能，也让身边那些眼红觊觎自己财富的人断了举报诬告的念想。到了洪武三十年，也就是1397年，朱元璋统治的倒数第二个年头，偌大一个明帝国，境内的所谓富户，也就是能够拥有700亩以上土地的人家，只有区区14341户。
所以一个政府如何制定税率，收税方式是什么样的？则是社会文明程度的反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