邓小平就有这样的思维，猫论是个典型，注重结果，注重效率，当然也要讲究公平。猫论是在当时的经济历史条件下，发展是硬道理，从日本引进新干线，要解决中国人的温饱问题，经济发展要又快又好，现在我们经济强大了，经济发展要又好又快，甚至好要在前。
人的思维是复杂，要有多维思考的能力，应该有三种“对错观”
阿德勒的“课题分离”理论中说，判断一件事是谁的错的标准，是：谁的损失大，就是谁的错。
什么意思？
比如，有人在地铁里踩了我一脚。
谁的错？我的错。
啊？明明是他踩了我，为什么是我的错呢？
难道我不应该要求他道歉吗？
你可以要求他道歉。但是，道歉有什么用？
而且，你要求他道歉，不需要花时间嘛？
他耍无赖和你吵起来，不更需要花时间嘛？你的时间没地方花了吗？
这时，对方可能反咬一口：你怎么把脚乱放啊？！
你怎么办？
你要说：我的错，我的错。
然后，心平气和地走到旁边。
因为，你的时间，比他值钱。对方经济层次低，我得抓紧时间，挣更多的钱。
“谁的损失大，谁必须理智地逃离这个场景”。
简单来说，就是一个人心中，应该有三种“对错观”：
1）法学家的对错观；
2）经济学家的对错观；
3）商人的对错观。
什么意思？我们一个个来分析。
— 1 —
法学家的对错观
我举个例子。一个坏人A，诱骗好人B到没有锁门的工地C，然后B失足摔死了。
请问，这是谁的错？
这当然是A的错，这就是蓄意谋杀。法学家思考问题讲究寻找问题的根源，也就是犯罪动机，他要分析现场中每个人的动机，这一系列的连锁反应，坏人A是事件的发端，他有诱骗好人B的动机。
是的。
在法官的眼中，有确凿证据证明，才叫真实，所以立即判A有罪。
但是，这样对社会的全体人员来说，公平吗？那也未必。
于是，经济学家出场了。
— 2 —
经济学家的对错观
经济学家有不同看法。B被坏人A，诱骗到没有锁门的工地C摔死了，是C的错。
啊？为什么啊？这也太冤了吧？
这是因为，A诱骗B到工地上去，要策划这件事，例如打电话、请吃饭给B，犯罪之后，要送到牢记去改造，这个成本高，而工地C只要把门锁上就可以，就可以消灭犯罪，这个成本，低呀，所以能低成本的做事，其却不错，那就是要C的错呀。
如果惩罚了工地，虽然工地觉得冤，但是以后工地就都会把门锁上了。这样的事情，会大量减少。
所以，经济学家，是从“社会总成本”的角度，来判断一件事的对错在谁。
但很显然，这也不合理呀，工地C把安全做得很全面，这不是他的法定义务，顶多算是道义上的要求吧，属于道德层面。
那再看看还有什么其它说法。
— 3 —
商人的对错观
他认为：不管是A的错，还是C的错，B都死了。
把谁抓起来，B都无法起死回生。
所以，从个体利益损失的角度，他最大，他没有看护好自己，B只能怪自己。
我的错，我不该蠢到被A欺骗。
我让整个社会损失了我这个生命，我有罪，这样的认知下，是B的错。
一个人走在人行横道上，一辆卡车呼啸而来。
所有人都大声呼喊他让开。他淡定地说：他不能撞我。
他撞我是违反交规的，他全责。我就不让。
最后这个行人被撞死了。
这是谁的错，卡车司机的错？当然。
但是这样的认知无法救命。
这个行人要认识到：这是我的错。
我明明知道卡车很重有惯性，他有可能让不了，我为何堵气式的站在那里，我应该主动让开而把交规强加上对方头上，把生命的控制权让别人来掌握。因为有人死了，就是损失最大。所以他本人有责任。
你看法官认为A错，经济学家认为C错，商人认为B错。
这就是一个人有复杂的维度判断，我们人的三种对错观在脑海中是同时存在的，必须分析当事人的屁股坐在哪里，从什么角度去分析，或者根据不同的场景去分析，才能有正确答案。
如果你是评论家，你可以选择法官的立场；
如果你是政策制定者，你应该选择经济学家的立场；
如果那人是失足摔死的，与第一人的欺骗无关。
如果现场施工有安全规定，工地方没有做到法定义务，当然就有责任。
我们只是从哲学上抽象出这个有趣的故事，教育大家，让你明白，话在人说，文在人写（见笔者前文）。
朋友们呀！
判断损失发生后应该怪谁，就是看谁因此受损失。一个办大事的人，怎么可以因为别人采了你一脚而与之纠缠呢？
要想说服自己可以随便找一条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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